暮春三月，雨后初晴，乡野之间此时大概还弥漫着泥土的清香，山林之间此时大概正摇曳着满山残红新翠，便是城市之间，也有些烟雨洗净尘埃之态。
但城市终究是城市，何况眼下的东京城虽然始终没有恢复到鼎盛状态，却依然有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所以，雨水之后，东京城还是很快就恢复了喧嚷与躁动，
而这种喧嚷与躁动，更是随着四月份的到来变得更加明显起来——满城士民都在讨论扩军讯息的时候，赵官家再度收到了一明一暗两个坏消息：
明的那个，其实是早有预料的事情，所以并不值得感时伤怀；暗的那个，虽有些出乎意料，但因为是暗的，也偏偏不好拿出来讲。
具体一点好了，所谓明的坏消息，乃是户部尚书林景默终于给赵官家递交了一个大略的财政条陈，户部比照着人口，以神宗朝的各项税收数据为参考，以丰亨豫大时的各项数据为理论上限，按照之前几年中央财政恢复的速度，大约给出了一个细细说起来极为复杂，但总结起来却也格外简单的结论——假设以三年为期，也就是建炎十年北伐来算，朝廷将最少有三千万贯军资和数百万石粮草的缺口。
而如果是五年，那理论上或许还可以完成北伐的充足准备。
这个足足有几十万字，使用了很多最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表格，几乎像是一本书的条陈是很有说服力的，但也很残酷。
因为这里面，真是是把能算的都尽量算进去了。
比如说，江南西路的虔州因为有矿场和瓷器，而且有很多苗寨充当潜在消费对象，所以素来是公认的商税大州，从神宗朝时到靖康之前，一直可以为朝廷稳定提供每年近五万贯的商税。但靖康之乱后，虔贼大起，这五万贯的直接收入当然就一文都没了。
而等到岳飞平定了虔州后，之前一整年，虔州商税则迅速恢复到了两万多贯。
对此，户部认为，下一年虔州商税就很可能会恢复到三万多贯的水平了，后年将会到达四万贯。
但也仅此而已了。
短时间内，虔州的商税将会一直卡在四万贯这个水平上不再增长，断不可能像之前几十年间那般稳定供给五万贯的水准。
原因很简单，根据相对应的田赋，户部推断，虔州那里到底是流失了一部分消费人口。非只如此，虔州州城城东有个七里镇，镇上有个磁窑，属于顶级名窑……这个七里镇彼时每年能直接纳税好几千贯，以至于朝廷专门在这里设置了一个类似于税务办的机构！
而现在呢，经过多年虔贼为祸，七里镇依然存在，可这个瓷窑却已经中断好几年了，即便是已经开始重新烧制，但因为商路崩溃，奢侈品市场大大缩水等等缘故，恢复速度是极慢的……往后几年，这个七里镇恐怕只能提供几百贯的出息了。
所以，最后户部给的结论就是，虔州往后三年的总商税，将会是十一到十二万贯间。
实际上，从虔州这个地方的商税就能以小见大，明白过来眼下大宋的财政问题所在——底子还在，但上限因为人口减少和两河被侵占而大大降低，与此同时，战乱对经济体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想恢复到理论上限是需要时间的。
类似的细节在这个户部条陈里还有很多。
诸如如福建路邵武军某处银矿渐渐枯竭，以后每年要按照递减三百贯来计算；
以及杭州城外某个交易集镇在之前的军乱中彻底消失，目前没有重建迹象……种种记录五花八门，让赵官家大开眼界。
甚至赵玖还真就从这个条陈中学到了一些其他的奇奇怪怪知识——比如这年头苏州的税收远远低于杭州，原因是苏州外围有很多沼泽，限制了城镇发展，几十年来税收一直没有多少增长，但杭州的人口与市集数量却在不停攀升。
总之，这份条陈是如此细致和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所有人都明白过来，林景默绝对是有备而来，那个建财的建议十之八九出自于他，而他恐怕从去年冬日刚一回来，就开始准备这项大工程了。
对此，赵官家也不得不服。但不得不服，却也意味着赵玖不得不面对那个最少三千万贯的大窟窿。
没错，当然是最少，因为户部这个条陈到底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全都按照理论上的可持续恢复来算的，并没有考虑到什么灾什么祸导致的额外支出，也没有考虑中途爆发小规模战斗的消耗。
所以，假设赵官家想在三年后就北伐，在他就必须得在正常的国家财政外，于三年内搞到额外的三千万贯！
只多不少。
而说起这个，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坏消息了，张俊给赵官家来密札了——他的船队，先去日本，再去高丽，辗转许久，最终回到了邓州，却只出了四分之一的货。
原因很简单，船队规模太大了，外加还有一艘明显的武装船，所以反而弄巧成拙，让日本人如临大敌……尤其是船队在九州博多港卖出去两船货后，尝试转到更东面的时候，日本人明显被刺激到了，竟然派出大量内海船只尾随监视，各处港口也全然不再与船队交易，只是看在赵宋皇家旗号上谨慎给与了正常补给罢了。
至于说强买强卖？
别开玩笑了，船队虽然庞大，也有一艘武装船，却架不住肚子里还有整个京东两路海商、淮南两路大商贾，以及张俊张都统的本钱，甚至还有赵官家的无本本钱……谁疯了啊，敢真就带着这么多丝绸瓷器去干仗？！
最后，在濑户内海的备后这个地方，终于有个胆子大的日本官员带着日本朝廷旨意上船交涉了，好说歹说，看在赵官家在登州给的公文、旗帜的面上稍微放松下来，算是信了三分，就让本地的日本西国商人上船来又买了两船货，然后还稍作交涉，让日本朝廷出面用白银和黄金买走了几乎所有用来压仓的铜钱……日本人的确喜欢大宋的铜钱，从这个角度来说，进行一定的贵金属贸易或许可行。
毕竟，大宋虽然也缺铜，可更缺银子和金子……靖康期间，金人掠夺走了巨量的金、银，却居然没有掠夺铜钱，这就使得这个交易对双方而言都还是极有赚头的。
但也仅此而已了。
接下来，日本人死活都不许船只继续往日本腹心之地走了，也拒绝再买超出正常需求的商品。
整个日本之行，只能说，张俊张太尉那个什么日本朝廷药丸的话纯属扯淡！人家日本朝廷明显还是有足够的威信与行动力的，不然如何沿途港口都行动一致？
而赵官家那个什么人家不买就烧港口的话也是扯淡！数千里外，隔着大海，万一放了火，把自家的丝绸点着了到底算谁的？
就日本人那些港口，全国加一起都没这些船肚子里的丝绸值钱！
最后，船队载着前来询问此事首尾的日本使者，也就是那个因为妥善处理此事已经升职为中务大辅的备后守了，准备直接回来。但领头的张俊家人实在是觉得三十艘船过去，只卖了四艘船的货太磕碜了……就干脆说服其他人，借道北面，从博多港出发，又往高丽过去了，乃是到了开京边上著名的礼成港（仁川港）。
结果高丽人的反应更加激烈，更加如临大敌。
不过，这倒不是说人家高丽人就怕了这几十艘海船，跟停止了遣唐使后一直比较封闭、保守和敏感的日本不同，朝鲜半岛之前几百年一直跟中原王朝交流紧密，而且是素来有海贸传统的。比如唐末新罗时期，正是在淮东一带参过军、拿过绿卡的新罗人张保皋在大唐陷入内乱后实际上承包了东亚海贸。
全盛时期，张保皋的船队光是每年在明州（今宁波）港前的暗礁处沉没的海船数量，都得有个十几、几十艘的规模……当然了，沿着浅海行进的海船肯定没有眼下张太尉的船这么大就是了。
换言之，高丽人是有相当的近海中短程作战能力的。
事情的真相其实很简单——归根到底，乃是高丽与日本不同，他们作为女真邻国，大宋和大辽的邦属，一开始就深深卷入到了辽金-宋金这场长达二十年的战争中，只是没有下场而已。所以对高丽人而言，一个处理不好，很可能就意味着要国家要直接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而郑知常带回了金河泊会盟与赵官家覆灭西夏的消息以后，高丽人内部更是出现了剧烈的争论，在外交角度也就更加敏感和慎重。
而且莫忘了，此时赵官家派出搞‘联盟’的使节也恰逢其会，刚刚抵达高丽首都。
故此，此时看到这三十艘大海船过来，高丽当然如临大敌，他们还以为这批船队和鸿胪寺使节一样，代表了那位在高丽已经被传到神乎其神的赵官家某种态度呢。
不过，好在有国际友人郑知常，就数他的面子最大，在他亲自登船询问，做了澄清、解开误会后，高丽人半信半疑之余，选择了跟日本一样的谨慎态度——他们按照略大于正常贸易需求量的份额购买了三艘船的货物。
而且，这次交易是集中的、且延后的。
乃是在船队被无数近海船只，包括火船什么的团团包围下进行的官方交易，是在高丽朝廷内部经过谨慎且激烈的政治斗争，定下了前往谒见赵官家的时节人选后，进行的一次***。
交易结束后，船队被明确告知，船队往礼成港以外的任何港口，他们都不会接待，建议船队速速折返。
无奈何下，船队只能载着去往高丽的鸿胪寺官员，以及高丽人的枢相、郑知常的政敌、此番回访大宋的使节，也算是大宋人民的半个老朋友的金富轼返回登州。
老头今年已经算是花甲之年了，还要为国事天天到处跑，也算是辛苦。
不管如何了，三十艘船的货只卖出去七八艘，虽然盈余是有的，甚至是赚了几十万贯回来，但从赵官家这个角度而言却无疑是失败的——因为日本和高丽的谨慎态度摆在那里，想进行超出正常贸易需求的贸易恐怕真需要刀兵才行，但此时大宋是没法像赵官家之前臆想的那般进行远洋作战的。
不是说不可以，而是说不值得。
不说别的，前面还有三千万的窟窿，搞一次远洋突袭作战，又需要多少成本？
便是侥幸成功，市场饱和之下，三五年又能多赚多少？能换回来吗？何况还有战败可能以及许多人力之外因素。
须知道，军费可都是民脂民膏！是虔州窑工、邵武军矿工拿血汗换来的！赵玖除非是脑子抽了，才会选择此时跟日本与高丽动武。
大开海路，倾销商品，搞经济殖民，不是不能搞，但要讲方法，讲时间。
不过，只以北伐而论，若海上暂且不能作为外挂，又该怎么捞钱呢？
大约十来日后，时间来到四月中旬，在御营军队的护送下，高丽使节金富轼、日本使节平忠盛，以及出使往高丽回来的鸿胪寺官员徐兢，外加张俊专门派来给赵官家送‘海贸纲’的队伍，一起抵达了东京。
随即，事情就有些不对路了，先是一众从东面来的人被要求专门南面的南熏门，一开始高丽使团和日本使团还以为这是重视，因为南熏门正对着御街。然而，等到了南熏门，果然有赵官家亲信中的亲信杨沂中率御前班直数百前来迎接，却只是来迎接‘海贸纲’的。
高丽人也好，日本人也罢，包括鸿胪寺官员徐兢都只能目视那些日本、高丽特产外加十几万贯的银钱一路走上御街，在御前班直的护送下直达宣德楼，而自己这些人却在中途被撵到了鸿胪寺下属的礼宾院，然后根本就没人理会。
这个时候，高丽人和日本人才彻底醒悟，敢情自己才是个添头。
“雷川公（金富轼号）。”
中午抵达礼宾院，不过一个时辰，下午时分，鸿胪寺主簿、去往高丽的使者徐兢便去而复返，估计也就是匆匆去鸿胪寺做了个交接便回来了，而回来以后，这位鸿胪寺主簿直接来到了金富轼下榻的地方，抹了一把汗后，不由面露惭愧之色。“今日怠慢雷川公了。不意朝廷只重官家私囊，不重邦交！”
正在院中看邸报的金富轼缓缓抬头，这名年近六旬的高丽枢相仔细打量了一下足足比自己小了二十六岁的徐兢，方才一时叹气：“明叔（徐兢字），咱们认识多少年了？”
刚过而立之年的徐兢微微一怔，但还是脱口而出：“十年不止。”
“不错。”金富轼将邸报按在膝上，感慨以对。“之前太上道君皇帝在位时，高丽使宋多是老夫来担当，而大宋使高丽只有一次，正是十年前，乃是你来担当，彼时你先在东京随老夫学高丽文字，又一起往开京，再一起折返，同吃同住两三载，乃成异国至交……后来靖康大乱，老夫只以为你我二人此生再无缘分相见，却不料居然能再度同船往来……明叔，老夫是极为珍惜你我情谊的，也看得出你对老夫素来赤诚。”
徐兢闻言微微一怔，几乎失态。
话说，徐兢作为十年前大宋正式出使高丽的使节，却坐视一个彼时的海商王伦通过外戚幸进为九卿之一，而自己一直到此时朝廷需要外交专业人士才被临时提拔过来担任使者是有缘故的——徐兢本人是个善于书画诗词的富贵公子，之前最大的成就就是出使高丽，但他爹徐闳中却是在宣和年间做到两淮转运使的高官！